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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堂

一个基层法律职业人的行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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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基层法律职业人,著有《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海洋出版社,2009年6月版)、《离婚为什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7月版)。qzfywxt#163.com qq:131290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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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遇罗锦离婚案 文/王学堂  

2015-01-12 16:38:41|  分类: 媒体汇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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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律与生活(2013年2月第3期) 

说到遇罗锦,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遇罗克”的人,因为他们是兄妹。

  遇罗克 (1942年 5月 1 日—1970 年 3月 5日),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他于 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激烈批判当时一直控制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8岁。1979年11月 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与顾准、张志新等人都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遇罗锦于1946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是名出色的土木工程师。遇罗锦于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遇罗克被捕时,她被定为“思想反动分子”而被拘留,后到河北茶淀站清河接受劳动教养3年。1969年,她被分配到河北省临西县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1970年迁至北大荒落户,并与当地一名知青结婚,4年后离婚。随后,遇罗锦回到北京母亲身边生活。1978年7月,经人介绍,穷困潦倒的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这是遇罗锦的第二次婚姻。1980年5月 16日,遇罗锦提出离婚。

  熟悉中国司法的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处理婚姻家庭纠纷。1980年,婚姻法颁布前后,社会出现了一轮离婚潮,其主体主要是“上山下乡”后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其中的“遇罗锦离婚案”更引人注目。


物质婚姻

遇罗锦自己总结的这次婚姻是,他们两人当时各有三图:“他图我:一是我永远不想生孩子;二是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绝不会亏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三是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我图他:一是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二是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三是他给我的印象还算老实、忠厚、正派。”

  1980年 5月 16日,时年 34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提出离婚。对于离婚理由,遇罗锦在诉状中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说不到一块儿。”

  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他场合,遇罗锦不止一次举过这样的例子:去香山游玩,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说:“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的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队。”

  蔡钟培不同意离婚,他强调:“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第二件,帮遇罗锦找工作;第三件,为遇罗克平反。这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面对道德谴责,遇罗锦坦然答道:“我并不是不懂道德,而是有罪:自欺罪、欺骗罪。我没有爱过他,却要和他去结婚。”她大声疾呼:“我是否应当因为我自欺过,而把继续和蔡钟培凑合过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永远自欺地过下去?”

  在离婚官司进行得差不多时,遇罗锦发表了纪实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深刻描写了自己的感情心路,讲述自己为什么要离婚以及描写了对时代的看法,引来了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震动和大讨论。加之她的写作是受到遇罗克的影响以及恰逢涉及离婚规定的婚姻法的出台,无不使这场官司蒙上了许多传奇色彩。

  《一个冬天的童话》最早发表于《当代》杂志 1980年第 3期,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遇罗锦的作品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真实强烈的感情讲述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悲惨故事,是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12月将《一个冬天的童话》及姊妹篇《乾坤特重我头轻》合成《冬天的童话》出版发行。

  遇罗锦在书中写道:要生存,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落户点。经过母亲的一位邻居介绍,他的儿子赵国志在北大荒,那里很富裕,一天的工分值一块多钱,我决心只身去闯关东。我变卖了母亲给我的一条新裤子和其他一些杂物,带着出卖自己屈辱的钱只身去闯关东。在举目无亲的土地上,我只好选择了赵国志,而赵国志也向我求婚了。这样,我终于把户口落在了东北,而且也把父亲与两个兄弟的户口迁到了东北。而母亲还在工作,只好留在北京。我嫁给赵国志只是为了能在东北落户,并不爱赵国志。

  一位朋友的出现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他就是维盈。他长得极像哥哥罗克。一个风雪之天,维盈和弟弟维力来拜访我,我们俩一见钟情。我不愿离开他。事情的发展有成三角感情之势。我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愿意舍弃自己心爱的孩子和来之不易的家而与维盈结合。赵国志抱着一线将来可能复婚的念头同意与我离婚了。可是,维盈这时却退缩了。原来,他的母亲坚决反对我们的结合。只是因为我已经结过婚,而且成分也不好。我对维盈很失望、很怨恨,也很想念,我失恋了。


超前意识

  1980年9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遇罗锦案作出了离婚判决。“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这段话出现在判决书中。

  判决宣告之后,蔡钟培不服,提出了上诉。1981年 1月1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判对“草率结婚”和“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于是,遇罗锦与蔡钟培又开始了新的拉锯战。就在案件审理期间,想要说法的蔡钟培主动给报社写信,要求组织群众就自己的离婚诉讼开展讨论。

  当时,负责判决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党春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声援遇罗锦:“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法官还表示“作为本案承办人,不忍再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绳索去捆绑他们”。

  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尽管有部分人倾向于支持遇罗锦,但是,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一边倒地谴责遇罗锦,指责她利用婚姻做跳板,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

  当时,法院认为,遇罗锦在离婚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在经过上诉、重审、更换审判长等风波后,双方最终离婚。

  在20世纪80年代,离婚是一件非常羞于示人的事情。遇罗锦竟然将之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她所表达的一种新鲜的婚恋观,这都需要勇气。在遇罗锦的离婚案中,男方非但没有过错,相反,对她还有救助之恩。她的理由是嫌对方文化低、没有共同语言、缺乏生活情趣。她认为爱情是维持婚姻的唯一条件,没有爱了,婚姻解体很自然。(本文摘编自《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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